[转载] 《幸亏年轻》陈丹青 & 《人头马的70年代》毛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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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看到这两篇文章，一个人从作者的角度，一个从读者的角度——这俩作者我都不喜欢（一个胡诹，一个太油），但这两篇倒都挺好看的（也是好对照），不知有人贴过没？


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
作者：陳丹青

一九七六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區「美術攝影辦公室」——文革期間各省唯一的美術機構——借去畫畫，同行者另有南京藝術學院老師陳德曦和王孟奇。九月一日到拉薩，我們落宿幸福東路十二號二樓，短暫的高原適應後，天天散在街頭畫速寫。

九月九日午後，我們正收拾畫具，負責安排活動的「美影辦」主任屠思華上樓進屋，並不看着我們，說：「這樣子，下午不出去了。四點鐘電台有重要廣播。」旋即離開。我們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靜。那麼，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一九七六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樣一種感覺，那是怎樣的一年。元月周恩來歿，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準確，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 拉薩陽光猛烈，我記得屋裏的靜，三個人刻意扯些別的話題，閃避目光，不敢對視，抑制嘴角的痙攣，只怕猝不及防，笑出來——「那一瞬間，他沒有能够使他的臉色適應於他的過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現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這樣描寫阿卡諦維奇偷情後被妻子發現的一瞬。不合時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裏接到一封報喪的信，是父親有位老同學幹校猝死，我先拆看了，遞給父親時，也曾忽然發笑，其時十四歲——一九七六年我滿二十三歲，已知事關重大，然而九月九日下午我們竭力抑制的正是托爾斯泰捕捉的那種笑，雖則理由大異，但何其危險：笑是可怕的證據，門雖關着，三個彼此信賴的人，可是一笑之後怎樣收場？說甚麼？說甚麼都不宜。

確鑿的經驗無法確鑿描寫，我確鑿記得那天下午怎樣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時心生恐懼。四點鐘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樂、回放，那些年城鄉遍佈高音喇叭。幾天後，拉薩廣場龐大的葬禮，萬人默哀，所有警報汽笛齊聲鳴響。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國舉喪，我佇立街頭，從風中肅然辨聽遠近四外的機械哀鳴，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後，此刻我斗膽寫出當年的真實，就是：我們等待最高領袖逝世的這一天，等很久了。

此後我不再目擊千百人顛撲號叫的壯觀。葬禮中陸續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畫成的大油畫便是一組痛哭的臉。這萬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憂患、大解脫，或者，僅只因為恐懼，因恐懼而趁勢放聲一哭。我確知人民哀傷，我同樣確信，那時，許多人，包括中南海諸公，都在暗暗等待終結的一刻，只是沒人知道此後中國將會上演甚麼劇情..當我混在擠擠挨挨的葬禮行列中用力低垂頭顱，周圍數百人的號哭一陣陣如爆炸般轟鳴，怎麼辦？那些年我為種種理由感傷泣涕，可現在只剩幾個人便輪到我上前鞠躬，眼中還是沒有淚，怎麼辦，我絕非無動於衷，但此刻必須痛哭！瘋狂搜索悲酸的記憶，忽然想起「美影辦」資料中一幅老照片，是當納粹佔領巴黎，有位街頭觀看的法國紳士被屈辱扭歪胖臉，老淚溢出..一陣眼熱，下腭趁勢抽搐，幾秒鐘後，我成功地哭起來。

演員。羅拔.狄.尼羅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劇的黑幫教父，他的手下潛入劇場悄聲通知：警長已被擊殺。正為咏嘆調感動而淚流滿面的狄.尼羅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時繼續痛哭。我又曾讀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說，每當在《茶館》第三幕規定情境流下淚來，他就心中默念：「沒演砸、沒演砸」。我豈是演員，大葬禮那天的急不擇淚絕對不是表演、不是假裝，當然，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澤東。

這篇文字被指定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實，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之後，在中國，「七十年代」已告終結。此後數年，全國上下的百般騷動不過是為八十年代開始了種種鋪墊和預演。人憶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實難。記憶是內心的「視像」，封存無為；回想，則近於「思考」，不安份，試圖有為了；一旦轉成文字，被人讀，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愛讀各種回憶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讀過的最平實的回憶文字竟是上下卷《吳法憲回憶錄》，一五一十，充滿細節——那不是在回憶，而是如獲罪的共產黨人，「老實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場景若不寫出，誰能想像呢：先是他與黃、李、丘幾位被帶進人民大會堂，一排籐椅，每把籐椅後站一位「彪形大漢」，不久周恩來、葉劍英等老總魚貫進入，宣佈停止各人職務：「給你們每人找了一個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吳法憲寫道：

周恩來又對我說「你把空軍搞成這個樣子，你不要出問題啊，會給出路的。」我明白周恩來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殺..周恩來說：「你去吧」，然後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緊緊握手，讓楊俊生把我帶了下去。

這一幕哪像是現代政治？幫派才如此處理人事，地點在國家殿堂：「緊緊握手」！然後吳法憲開始了不斷變更地點的漫長囚禁。

黨政人物的回憶，千般機密，牽動億萬人，而億萬人渾然不知。一九七一林彪事敗，我正從江西回滬，賴着，混着，忽一日，與數百名無業青年被居委會叫到靜安區體育館聆聽傳達。氣氛先已蹊蹺，文件又短，念完，靜默良久，居委會頭目帶領鼓掌，全場這才漸次響起由疏而密的集體掌聲。散場後我們路過街頭某處宣傳櫥窗，群相圍看一幅未及撤除的圖片：那是江青上一年為林副主席拍攝的彩色照片，罕見地露出統帥的禿頂，逆光，神情專注，捧着毛選。

那年月沒有任何電影海報或商業廣告，所有公開的圖片都是黨政首腦。眾人湊近細看，一聲不響，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變，尤甚於幾年後毛的死亡：毛總會死的，可誰曾想林彪謀亂，且是這種死法。後來內部傳閱飛機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統帥被燒焦的頭顱和肉體，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眾記憶中的最後圖像。

我是依賴「觀看」的動物。倘若不給我「看見」，記憶失去依憑。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遺迹幾乎消逝盡淨，到處變樣了。標誌性宏大建築如天安門城樓、人民大會堂，都還在，「四五」、「六四」全在這裏發生，但周圍新樓阻斷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觀——「祖國大地」也被大肆猥褻、踐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戶的窮鄉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錢，總不至拆毀吧。常聽說老知青結隊回到曾經流放的省區，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徑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腳、村口，這才可能給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電影、圖畫，無一給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實，直到九十年代初終於看了那部文革中被聲討的意大利紀錄片《中國》(Chung Kuo – Cina, 1972) 。導演，老共產黨員安東尼奧尼，二○○四年被請到中國，重申自己當年的委屈。我也現在明白，為甚麼西方左翼尊敬欣賞紅色中國，可是他們來過，走了，在中國的生存者，是我們——我盯着看，很久難以接受這就是記憶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對我說，承認吧，你就在這如蟻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處空曠貧瘠，城市，鄉村，因為荒敗，居然尚稱潔淨，簡直優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鏡頭所及，村民爭相走避，同時回看鏡頭。我找不到詞語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國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習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視這幅員遼闊的前現代國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鄉村小學生在操場上列成方陣玩跑步接力賽，大太陽照着，貧窮而頑强，如我落戶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韌。

這一幕，確曾捕捉了整代人的無知與生命力。《中國》是我迄今所見唯一逼真紀錄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國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觀看的大量官方紀錄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實：毛、林、周，江青，紅衛兵，批鬥會，誓師大會，還有龐大的黨代會..影像比文字無情，無情才能真實：年代久遠，這些電影不再能够行使黨政宣傳而儼然轉成歷史的證據，而時間改變同一影像，改變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門廣場千萬人仰望領袖，歡呼雀躍—— 一九六六年，中國的七十年代其實從那時開始——我們，十幾歲的孩子，以為理所當然。如今平靜目睹這光天白日的瘋狂，我們長大了。人需要年齡。現在我瞧着周恩來的臉，這才讀出他的表情，明白他雖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慮。黎明曙色中，當身穿軍裝的毛澤東被團團簇擁走下金水橋，斷然步入沸騰的廣場人群，這一刻，鏡頭搖晃模糊，我也能讀到這個曾叫做毛潤之的人——僅僅作為一個人——正懷抱心中的決絕和龐大陰謀，決定揮霍億萬人性，闖開這歷史的彌天大禍。鏡頭沒有偏見，但當年我們讀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紀錄片，那是七十年代絕無僅有目睹外國人的機會。各國首腦照例被周恩來陪伴着進入那間書房，毛攤在他的沙發上，困難地轉側臉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長，我們年年月月在所有圖像中逾萬次看這張臉，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級明星——很久以後，我們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張玉鳳——但這類電影一律關閉領袖與賓客的對話，只有配音解說，還有音樂，與七十年代猛烈叫囂的革命音樂不同，這種配樂親和、優美，我喜歡聽，至今沒有文獻告訴我音樂作者是誰。

在電影院的黑暗中我總會閃過一念：他還要活多久？進到那間書房的國家元首都死了：戴高樂、尼克松、鐵托、金日成..布托死於絞刑，齊奧賽斯庫被好幾條槍掃射斃命，馬柯斯暗殺政敵後，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異邦。那年，八億人民從電影屏幕目擊毛在寓所的過道中與客人拍照時，捉起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親吻。夫人身邊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裝扮：蓄長髮，穿着腰身緊窄領口誇張的白襯衫，雖然他是亞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記憶中與我同齡的外國少年。

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裝，因為件數少，終年穿着，洗到發白。如今男人們學會穿西裝了，偶然看見零星來自鄉鎮的老人、窮漢、乞丐，一身中山裝，輾轉塵埃，甚至還戴着那時的幹部帽，破舊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學聽趙元任女兒說，海外華僑最是記得一九七二年中國首次出席聯合國會議，美國電視播出喬冠華率團走下飛機，一律黑色中山裝：「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京城好幾處豪華餐館僱來導引賓客車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風中，倒是個個穿着筆挺的中山裝：那已成了僕役和下人的體面。

除非縣幹部，七十年代的鄉民裝束大致仍是民國款式的遺風：文革初大串聯，上海街頭走過成群的北方紅衛兵，來自魯、冀、晋、豫，黑粗布棉襖，圓口棉鞋；江南農夫則如魯迅茅盾小說改編的電影中那樣穿着傳統短褂，農婦們一身青布衫褲，藍圍裙，入冬，個個裹着綉滿彩花的頭巾；贛南山民是如清末圖畫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寶領、盤扣、窄袖，只是潰爛污濁，不成形狀——現在成衣批量傾銷，電視中瞧見汶川震區鄉下孩子的衣裝，個個無異於城裏人，而九十年代從江西鄉下走出的女孩呂燕，早已被法國人捧為著名時裝模特了。

那時的成衣業十分有限，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裝經已流行「的確涼」，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與混紡織品，冬衣，則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絨衣出現高領——深秋風寒，在坡地或穀場，農家老少圍攏來，顯然從未見過細密編織的絨衣，他們輪番撫摸，喃喃地說：「多軟，多暖和！這麼好的東西！」山民們甚至連鞋襪也沒有，為了禦寒，不過是單衣外再穿一件同樣破爛的單衣，攔腰捆着草繩，雙手擎一枚小爐，爐中是溫熱的灰燼。我不記得哪位山民穿過中山裝，也不記得在農家見過像樣的棉被，多半絮花纍纍，經年的破爛，不辨顏色。

我所在寧都縣是老紅區，村中有老農見過項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圍剿戰事均在縣內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豬，」老人們回憶：「大躍進，老樹全砍了，現在連個獐子都找不見。」三十年代他們也這般赤貧麼？很久後我才讀到在蘇維埃地區發生甚麼：數萬人被認作「AB 」團成員，在我落戶的區域被砍殺，被活埋。一九三四年，成千上萬贛南紅區的壯丁跟隨長征，一路死傷，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有於都縣農民黃永勝，還有興國縣人吳法憲。

貧賤、暴力，已成遺傳：從三十年代的蘇維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鬥，游村，便是毒打。村長張萬策那張臉，畜生般野蠻而溫順，對我說，文革時他被公社派來的土紅衛兵吊在屋梁上徹夜痛打，不給吃飯，不給喝水。我們驚訝，貧農幹部被吊打？張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隨即解開腰上的布條，纏繞雙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勢，同時朗聲暴笑。

歇晌了，也是萬策老叔，重重嘆一口氣，綻開慘笑，猙獰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給地主做，三餐乾飯，盡吃，現在誰都吃不飽啊！」他環顧村人，快樂地吼道：是不是啊?!

我在贛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學會吃辣，劇烈的辣。農忙時節，田間的飯菜是每人帶一小瓶熗熟的辣椒，拌着粗鹽，連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農事多是失敗的，直到我離開那裏，仍然49 只會栽種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會蔓延，飼料是我們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邊兌了水，然後撒向菜園——不知是因為年輕還是饑餓，我們似乎每時每刻低頭覓食，彷彿豬狗。贛南沙土適合種植山芋和花生，收穫時，每個人掰斷連根帶泥的果實，大口啃着，生吃，滿嘴辛澀的甘甜。鄰家的貓被狗咬斷一隻耳朵，橫在牆角，翌日死了。不記得誰剝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沖洗。溪流清澈湍急，一隻剝了皮的貓，腦袋、爪子已被斬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獸屍出沒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飛速奔臨的草狗叼上溪岸，遲來的狗們，一擁而上。

仲夏搶收與冬末春節，一年兩次，村民得以飽餐。嗚呼！我至今不再嘗到那來自泥土的鮮美：新割的稻米、池裏的活魚、才從菜園割取的菜蔬——洗過，碧青，熱鍋水沸，爐膛山柴爆響，烈焰熊熊——還有，清晨宰殺的豬！那豬，沒命嘶叫，我親眼瞧着幾條壯漢怎樣攔截，怎樣對準喉頭一刀刺入、退出，鮮血如注。當全豬被滾水沖刷過，昂然倒掛，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溫柔體貼，只輕輕一刀，緩緩順下來，晶瑩熱燙的心、肝、腰、腸，蒙着如炊煙般青藍的透明的膜，成堆墜落。當着圍觀的男女老少，屠夫於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邊上。

後來讀到文革初年廣西大肆殺人的記載：河灘邊，死者的心肝、眼珠、腦，也被這樣一件件割取，給守候的村民奪了去，回家煮食，以為治病——紹興城的人血饅頭還算斯文的，此事怎樣秉告魯迅？而我在村中聽說的往事，是當魯迅在世的年代：臨村有位壯漢的父親，小地主，紅軍撤走，他成了尋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嘖嘖驚嘆他的體魄與彪悍：怎樣喝退左右，徒手殺豬，徒手殺人，那辦法，是握緊仇家的雙腿，高高拎起，使對方倒懸的腦袋對準山石，頻頻頓挫，連連撞擊，直到死。他的兒子三十多歲了，沒人願意嫁給他，因他的父親是被槍斃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發呆，女人走過他便解開褲檔，遠遠笑着，笑意粗野而嫵媚，活像周潤發。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記憶中，我看見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場排隊行列，春節前夕，徹夜守候。天沒亮，每個菜場佈滿黑壓壓騷動嘈雜的市民，曙色初露，人聲鼎沸。排隊！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終年記憶。春節前知青大抵回城，無業，無事，我在隊伍中享受無比的溫馨，傍晚菜市加班銷售，拉出電綫，點亮燈，尤其動人。我願幾小時排隊，尋看路過的漂亮女孩，欣然絕望，默認自己是戶口遷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戶戶會在春節領到特許的食品票證，人群盯着菜場案板冰凍的整豬、鷄鴨、黃魚、烏賊..開秤了，隊伍糾結形同暴動：鷄鴨總有大小，每戶一份，沒選擇，兇悍的男女奮勇搶奪，聲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駡，强者聲色俱厲，失敗者叫來是悠揚婉轉，彷彿哭喪..花生、蜜餞、瓜子、黃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記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錢。自領到票證，家人無數次從抽屜深處取出，清點，商量，然後深藏，當輪到付錢的一刻，四分錢票據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食品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被暗中買賣。人民不遠千里萬里捎帶臘肉、鹹魚、菜乾、糖果，和各種土產，火車上，被綁縛的公鷄忽然在人堆裏啼叫司晨..我轉去江蘇插隊時，每次回滬背幾十斤大米，因江蘇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購糧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證已歷二十年，親友贈送糧油票，等於鈔票——順便一說，除了特權階層，七十年代全中國沒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異不是如今的貧富差別：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國資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階級標籤，家產資產一律被沒收凍結了。

億萬農民無票無證，口糧仍被嚴格限定。雖然史書記載歷朝歷代的災荒饑饉，口糧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記憶。我每月口糧二十九斤，當被省出版社借去畫政治宣傳畫，必須暫借糧票，然後擇時坐長途車一整天回縣城，再翻山越嶺走到本村，以稻穀秤滿數月的口糧。糧庫的大鎖被啷噹打開，我記得會計的手與秤陀怎樣顫抖，記得村裏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後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穀子流泄無聲，沒入公社糧站的巨大穀堆。挑夫的酬勞是一塊錢，農民難見現鈔，歡喜接過，渾身大汗陪我到糧管所轉換糧票，清點後仔細端詳，遞給我。我給他叫一斤米飯、一盤豬血、一碗波菜豬肝湯——頃刻盡淨。

一九七五年當我流竄到蘇北二度插隊，再次面對當地村官的無奈：他們在田裏商量，爭吵，拖延，用力吐唾，每個腳趾縫湧出江北鬆軟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會計批發口糧。我又被領到糧庫，出來時，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這個據說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糧。

上海老家早已拆毀。如今要拍攝石庫門弄堂的最後影像，須得撞見臨近街區的斷牆殘壁。我穿行其間，有時一驚，依稀認出這是哪位老同學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間陋室人去樓空，屋頂掀開，一地爛家當。這非人的居所並非命該被毀，只因萬千私房從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幾代不具產權的住戶，繁衍、膨脹、潰爛，喪盡尊嚴。我在瓦礫堆中幾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損蒙塵，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攝於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國的爹媽和他們解放後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紅領巾、紅寶書，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於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紅、燙髮，廉價的西裝與時裝，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紀的人在廢墟間躑躅，顯然是老住戶，看去與我同齡，那麼七十年代正當年輕，就近上學玩耍，及長，務工務農，八十年代成家立業，直到拆遷。平庸的悲劇悲喜莫辨，被驅逐的補償是他們遠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當我們爬上屋頂佇立風中，猖狂而茫然，誰曾想連綿弄堂萬瓦鱗比，有一天會成廢墟，更不曾想老來有住進公寓的命——煤氣，冰箱、彩電、冷熱水、抽水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沒有這些，因為沒有，事事理所當然：洗刷年夜飯後的油膩鍋碗，用冰涼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爐，看爐火逐漸變藍；挨家挨戶的馬桶等候糞車時，娘姨們和車夫打情駡俏..很久很久沒用雙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過竹桿，晾出去。移居紐約的母親至今不肯放棄手洗的積習，只不必與鄰里等候同一個水槽。

前現代生活並非地獄，時或簡直天堂。沒電視，但五十年代全國的小朋友從無綫電聆聽慈藹的孫敬修老爺爺(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貧家沒有收音機，但隔壁弄堂的板車夫大叔常在家門口給大家講桃園三結義，聲若洪鐘(七十年代誰敢當眾講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無邊的乘涼人群，人人裎膀露腿，無耻而坦然。不過革命少女當街熟睡，深宵時分被人剪開瀣褲的遭遇，時有所聞，肇事者的下場當然是逮捕槍斃。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間淪為慘劇的舞台：這裏那裏的人家，門窗洞開，晝夜抄家，鄰里屏息諦聽：呵斥、咆哮、嚎哭、抗辯，沉重的家當連續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毆打的聲響驚心動魄。幾乎每天聽聞誰家有人失踪或自殺：上吊、割腕、開煤氣..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頂，爬着，尋到羞辱她的那一戶頂層，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頭走過，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對門那位穿旗袍的母親當眾發瘋，聲若游絲，緩緩移步，緩緩煽動展開的雙臂，一臉令人驚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見殘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個門洞後有過甚麼故事。記憶是該搗毀，如今京滬的神奇，是除了我黨恩賜的傖俗繁華，看過去從未發生過任何事情。

歷史在原來發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裏時常望見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燈時分，熄滅希望的家家戶戶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燈泡照亮，團坐吃飯，溫馨而淒涼。六十年代末的暴亂已告緩和，七十年代彷彿一張被輪番痛打的臉，寧靜了，漸有活色。公園店鋪熙熙攘攘，愛俏的男女偷偷裁剪衣裝，電影院停業多年後開始放映幾部革命電影，閣樓或天井傳出小提琴聲，不事聲張的體育比賽恢復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時髦——一九七一年林彪事變後的莫大事變，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繼訪華，美帝國主義長驅直入。我小學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錦江飯店，「上海公報」即在那裏簽署，沿途所有住戶因此招致嚴厲監管，包括晾曬的衣褲不得移出窗外。外賓被指定經過的街市一時貨品充盈，春節才供應的全豬全鷄密匝匝堆出來，通體冰霜，只給看，不賣，美國人一走，當夜撤回——今歲京城舉辦奧運會的全套把戲早在三十六年前精彩預演，只是琳瑯道具可比那時闊氣太多了。

統治，監管，如今的招數與七十年代相比，各有勝擅。父親，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節不許出門，於是大年初一將自行車扛到樓上，拆一地，細細擦拭——五類分子總算廢除了，現在被各地官員層層扣押者是前仆後繼的上訪人員，再就是管不勝管的盲流人口，數千萬。前幾年坐火車北上，尾端兩節車廂擠擠挨挨坐滿民工，據說沒有暫住證，集體遣返，年紀最小的十三四歲，看守的武警也是農村孩子臉——九十年代上海黃蜀芹執導連續劇《孽債》，一開頭便是橫七竪八擠滿乘客的昏暗車廂，幾位被知青遺棄的小孩混票上車，北上尋親，被查出，逮起來。鏡頭移出窗外，黑夜，車聲隆隆，呼嘯轉彎：這一刻，我猛然撞見常年流離的七十年代。

現在車站送旅人，站台空寂。一九九二年從紐約初次回國，若有所失：車窗改成封閉式，送者寥寥，每一車門下站着女列車員。這就對了，但於老知青卻是記憶的錯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別永遠是在列車無聲啓動的剎那，人群轟然暴哭，無數手臂扯緊又掰開，同時吵鬧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樂..電影可能是火車生涯的最佳敍述，除了畫面，車輪的密集音響才是記憶的神助：闊別神州十一載，那年回國頭一次坐火車，清晨六點我被列車播音吵醒：雜音喧囂的起始樂「東方紅」，接着是播音員傲慢的誦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聲勢虛張，和過去一樣，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調給我近乎刺痛的親切：不是記憶，而是感官，我發現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質。

七十年代的記憶被火車貫穿：文革十年，億萬人民不准遷徙，沒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證明，除非政治或商業性質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國大地」往來南北的群體，是上千萬知青：被賦予光榮的革命身份，卻沒有戶口和單位的人。那時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車混票，出得山來，路近省城一眼望見鐵軌，思家之念洶湧難抑。籌劃票錢是父母的大筆預算，貧家兒數年回不得家。贛州，寧都，地方知青也得下鄉，也想回家。與我同村熬着一對贛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甚麼事故，哥哥暗中籌劃離開，沒錢，決定一路幫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過村，遠遠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辦法走啊！」同時淚流滿面——贛南山區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磚砌涼亭，予人歇息，牆上殘留紅軍時代直到文革的標語。我久在山中學會長途跋涉，走啊走，人會平靜堅毅。荒徑草長，蛇！驚人地美麗，瞳仁與我對視剎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聲，遺下一窩蠕動的小蛇。

七十年代沒有國道，沒有立交橋，沒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車，沒有任何人擁有私家車，火車、公車、大卡車、拖拉機，全部屬於國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車司機還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對象)。軍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類被嚴格保密的移動群體：多年後，我從境外書刊獲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數度出行：忽然起意備車，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車廂逐一招見當地省官——「你們要對我說實話」，這位偉大的謊言家威脅並懇求他的屬下——這些屬下有吉普專車，不過與今日玩高爾夫球的省官們的進口車，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飛機的故事嗎，現在首都機場仍然保留周恩來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機場。那時幾乎沒有民用航空業，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一九七六年自南京去拉薩，當天機場的全部業務，只有一班飛機。

遼闊、貧荒、昏沉，七十年代遠未夢見日後中國的路途，一九四九年後的政治變局從未如此密集，接踵而來，以持續阻斷的形態聯結七十年代——一九六九年，分送各省農村的大規模遣散，啓動了，世稱「幹校」，名單中囊括當時全國重要的文人和藝術家。上山下鄉號令經已發佈一年，數百萬老三屆初高中生以半數比例發配邊省，我所屬六九屆的遣送比例，則被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張春橋定為百分之百。

一九七○年，我與數萬名初中生被發配贛南、皖北、雲南、黑龍江，三月註銷戶口，四月初塞滿一系列專程火車，喧嘩哭叫，離開上海。

一九七一年，當毛主席將他的專列停靠南昌郊外約來省委書記進車廂秘談時，我在當年他和紅軍盤據的深山學會砍柴做飯，認定此生將永遠落戶農村。九月，林彪事敗。

一九七二年初，我從蚊帳收聽到美國人來了，局勢緩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復歌舞表演和全國美展──同年，全國人民在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出訪北美四國的紀錄片中，第一次看到西方的摩天大樓和二次現代化的種種景觀。

一九七三年，各省出版業漸次恢復，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調繪製連環畫，走出山溝，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兩位才子：描繪《開國大典》的內控右派董希文；描繪土地改革，來自延安的革命畫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一九七四年我被告知仍須回鄉務農，鄧小平被安排去井崗山做革命「懷舊」之旅，意謂復職在即，年底，周恩來在四屆人大斗膽宣佈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為觀看全國美展。首都空曠寧靜，古意蒼蒼，正是意大利人被允許入境拍攝《中國》期間。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施政展開，其中包括有限放寬並調整下放人員政策，我的私人變動是轉赴江北落戶，趨近上海，南京就在長江對岸。

一九七六年元月周恩來死，三月鄧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繼爆發龐大騷動——我目擊金陵城數十萬工人借周恩來之死游行抗議，一路花圈高及樹頂，浩浩蕩蕩——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開始的一幕。不久華國鋒上台，十月，四人幫就捕。

一九七七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國恢復高考。四五天安門運動被中央適時正名，歷年積欠纍纍冤案的平凡昭雪，閃現希望：毛終於走了，為文革時期乃至上溯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數百萬舊案的一舉重議，在是年中央文件中顯露契機。

一九七八年秋，北上就學。深秋，西單民主牆貼出第一份民間政論，並呼籲鄧小平復出。冬初，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國家宣佈告別政治運動。年底，中美正式建交。不久鄧小平訪美紀錄片公映，中國人看見了白宮與曼哈頓，並聆聽由丹佛演唱的輕型搖滾樂鄉村歌曲。

一九七九年春，中越開戰，西單牆被封。文革末期臨刑時被切斷喉管的女共產黨員張志新忽然成為是年被隆重宣揚的人物，中國美術館為之舉辦專展，紀念活動隨即被抑制，相關連環畫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藝術團夥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這是一份被重複無數次的大事記，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無不仰賴國事的鬆緊與寬嚴，攸關億萬人的命運：命運就是公章——平反、出獄、回城、復職、退賠私產、准予高考、作品開禁..工人的獎金、農民的集市，終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瑣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帶輾轉錄製鄧麗君的歌聲..離散的人團圓了，到處是追悼會和骨灰安葬儀式(劉少奇平反大會遲至一九八○年)，控訴、涕泣、失態、過度驚喜、卑怯的感激——總之，一切的一切取決於公章和准許蓋章的命令。農場朋友曾描述這等傳奇：場部抽屜鎖着公章，如玉壐，萬難啓用。一九七七年允許回城的國家指令下達了，為一撥撥申請人分別蓋章，不勝煩，場部用一根長長的橡皮筋栓住圖章，吊起來，大門洞開，四鄉來人隨時進入，一把扯下，自行蓋章，蓋妥了，命運的皮筋隨即彈回原位。

自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九年期間，雖然各省舊案的審斷仍將案犯執行槍決，其中許多怨鬼稍後便屬革命英雄。然而那時國家陶醉其間的總情緒可以概括為獲頒大赦令，而黨的語言甚至將一九七六年喻為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第二次解放」——若非嚴厲的諷刺，顯然這是全黨共識：當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須隕滅、身死，這才換來二次大解放——「解放後」的成年人個個揚眉吐氣，悲從中來。久違的文藝名流陸續出台，蒼老、衰敗，動輒哭笑，引吭高歌，近於瘋癲——我們的好總理啊！你在哪裏——扮演白毛女的老區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幾度哽咽，收音機長時間錄播她的泣不成聲，還有超長的不斷被自己打斷的感言。一九七八年，華爾茲舞曲帶動第二次解放感帶來的集體暈旋，在場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歲上下，我輩不會跳，對這一延安時期和建國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唯貼牆圍觀。第一學期的課外記憶是終日尋看內部上映的西方電影——凡事略微開禁，中國人的活力火速竄升：文革末期各省已悶着偷看若干「內部電影」——第一次目擊全裸女子的彩色電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褲檔登時鼓起；卓別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腸胃抽筋，我强忍絞痛，以全部體能繼續狂笑。

那年最莊嚴的單項記憶是中央電視台首播李德倫指揮貝多芬第五交響樂。雖然早就偷聽古典音樂，但中國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錯覺中似乎只為《沙家浜》伴奏—— 非常好聽——此刻這些弓弦在中國奏響原本發自它的語言。不久，傅聰與小澤征爾被鄭重請到，以亞洲臉作為視覺過渡，在七十年代初開國門面對西方時，可謂入情入理，我接連三場混在紅塔禮堂聆聽排練《第九交響樂》，當「四海之內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來，忽然我想起贛南的村民與荒山。那時，貝多芬已逝世一百五十多年——七十年代世界範圍的太多劇情，很久以後才知道，才了解：當我在山溪沖洗那隻無頭死 貓，巴黎五月學潮、美國嘻皮士運動、胡士托露天搖滾樂大會、安迪.沃霍遇刺、畢加索逝世、薩特全瞎..這些人事均在一九七○年前後發生，哥普拉的《現代啓示錄》、史高西斯的《的士司機》、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譚》、貝特魯奇的《一九○○年》等經典電影均攝於七十年代。索爾仁尼琴、米蘭.昆德拉、馬爾克斯、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長串的名單，他們，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與知識和藝術的可憐糾纏，當我後來去到域外，總算明白自己幾乎是野蠻人。因此一九七八年上學後的發現值得一說：原來京城文革期間竟有詩人團夥、地下藝術家，以及早就試圖謀反或治國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關傳說，最集中，最傳奇，幾乎獲得唯一的敍述與被敍述者，是北京群體。他們在七十年代的流傳書單，江南聞所未聞：《麥田的守望者》、《二十二條軍規》，還包括貓王與約翰.連儂的唱片..首都文藝高幹子弟可能是這個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亂世聚散，他們是共和國第一撥青苗，也是頭一代忤逆的人，他們和父輩一樣，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份，誠哉居江湖之遠而思廟堂之高，看來儒與我黨的混合基因，不絕如縷——在幾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憶中，他們研讀內部刊行的西方政治、歷史與經濟譯作，年紀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國務院的眼光思路，在邊村油燈下擺弄未知的國家棋局了。而當時代轉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懷抱純淨的絕望，熄滅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穆旦寫出七十年代無可替代的詩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該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對墳墓」，還是「多少人的痛苦隨身而沒」？我默念，不像讀詩，而是面對死者的遺物：放回一九七六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極深處的真實，以性命承受這真實感，並非我輩，而是上一代人。

諸位：倘若我們當年不是十七八歲，而是身為父輩或祖父輩的老人，該怎樣講述七十年代？會不會願意講述？在各種文革回憶文字中，我留心受難者的年齡和死去的年份。淹滅的平民算不清，沒人說，廣西河灘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卻說拿天下的一代，一九七○年前後，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賀龍..相繼恨恨而死，火葬時不具名姓，唯有編號。問題不在壽數，而是：有誰在七十年代進入晚年麼？那是老來遭遇的大劫、地獄、沒頂之災，且無可逃遁。穆旦，還有不及活到一九七六年的顧準，當他們在七十年代寫着詩與文，正是我們現在的年齡：現在，七十年代早已退遠，我們苦盡甘來，但對於穆旦顧準，那十年是迎面而來的深淵：並非死亡，而是覆滅，「多少人的痛苦隨身而沒」。

馮友蘭、梁漱溟、胡風、周揚、沈從文、巴金..不少高壽的人物活下來，經落實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個院子或公寓深處，但看晚歲照片，給很深很深的絕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鬱結為神色，顯然難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惡與毀劫；他們過去各自守護的主義、志業，似乎無助於七十年代給予的大絕望。嚴厲整人從無笑臉的周揚，晚年詞彙總算出現「人道」，這遲來的良知，等同空話，令我厭惡，其實和以上幾位曾在他鄙視與掌控範圍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壞：秦城監獄蹲了九年。

「這世界會好嗎？」在生命終點，梁漱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雙目，如是說。

如今回來分羹的海龜人士有福了。懸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蘇聯回來報效祖國的前輩，除非會弄核子飛彈之類，老舍、傅雷，即選擇自我了斷，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現在知道他們在外面黃油麪包吃過，回來是甚麼意思，甚麼感覺，他們真的愛國家。我輩的品學怎與前代比呢，他們中有人便這樣收場了。

穆旦還參加過抗日遠征軍，並曾留學美國。比穆旦輩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約四十多歲吧，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嚴，得享晚年，但我記得一九六六年文革風動，父親日常答非所問，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書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歲了，一事無成」說這話時，文革才剛開始——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無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侯一民先生，儀表非凡，學生時期即地下黨員，文革初被侮辱痛毆時年僅三十多歲，幾乎死，而父兄俱死。一九七八年初見我，他端詳片刻，說：你們可沒給耽誤啊！

是的。一九七六年後的中年長輩與悲觀和時間展開持續博弈，或委身才學之外的去處。但那種奮然豁達，在深處，仍出於七十年代無可挽回的失敗感——上一冊《八十年代》叫來我輩談論，這本書的敍述者仍是我們，這是一種權利麼？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說，本書不過滴水。然而尋求別種輩份的敍述，卻也為難：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確，中南海幾代主事者則大不情願，他們苦心給政權換一副面孔，即巴望甩脫七十年代的陰霾——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輩，那是無盡淒慘，臨了個個不得歡顏：從南昌井崗山一路鐵血，那是他們的最後歲月了，幸有鄧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後來。他曾以七十高齡徒步登攀黃山，可是請鄧公談談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一九七三年我聽南昌郊區來人說，親見鄧小平鎮日在被迫蟄居的院子裏負手踱步，團團轉，小孩跨牆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聲，繼續走。

歐美人談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論文藝、哲學、越戰，還是民權、金融、科技，那是戰後資本主義陣營重建信念、開拓價值的好時光，是人家進入二次現代化的響亮時代；日本乾乾淨淨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灣九十年代初組織文人議述的七十年代專題，讀來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們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陽光燦爛」麼？不是說不像，而是如今敍述七十年代的人即當年失學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鬧的青春戲，竟可以是天堂。

談論七十年代就是談論文革。我們迄今尚未獲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識，尤難找到準確的語言——西方反芻歷史的思想工具，嫌太豐富：譬如漢娜.阿倫特剖析納粹文化，頭頭是道，以賽亞.伯林痛陳民粹主義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廣——他對阿倫特不以為然——在海德格爾、馬丁.瓦爾澤、君特.格拉斯那裏，同一歷史公案持續展開强勁的道德緯度，緊張而飽滿..然而西方的訓誡總難契入我們的痛感，更與中國七十年代的災相與禍源，大有所隔。我讀《古拉格群島》和奧斯維辛的故事，無話可說，然而勞改營和焚屍工程，畢竟呈現為一種人類罪惡的「行政架構」和「專業景觀」，足使後人的指控有根有據，揭示歷史脈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國人三十年來的渾渾噩噩若無其事，簡直億萬活神仙。

而納粹與前蘇聯的罪孽在西方無論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與銳變的大前提——舊時代的賬目遠未結清，簇新的時代改頭換面，出發上路了：這偉大的民族真會「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寢陵停在首都心臟，供人瞻拜..中國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類似的歷史修辭，他們沒有。而中國修辭的古老歷史，及這修辭所能涵括的道德與人文，自先秦到民國，經五四開裂，也還殘破苟延至於五六十年代初，進入七十年代，行至終點，徹底潰滅。

此後，種種「底綫」的大規模喪失過程，于焉開始，直到現在。現在，這民族的萬般活力與事功，已令世界瞠目，這倒是幸賴七十年代的大教訓與催逼，然而，圖强求變的活力，和國家的元氣，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這樣地將七十年代匆匆表過，淹在書肆裏，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歲月人事，如何打發？那都是歷史的壞賬濫賬糊塗賬，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後果的後果，我們活該世代幼稚——實在說，七十年代的人質無分年齡，那十年的癌細胞早經內化為眾人的心理與生理結構，深藏而細膩，並抓住每一種理由，對內心說：忘卻七十年代。

不是麼？有關文革的講述久已在芸芸多數那裏，乖悖時宜，我聽說近有高端學術論壇中的少壯豪傑，西裝領帶，當面申斥在場人士省思文革的發言。難怪，這類國家主義邏輯，早經根植於將歷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朝露，翠嶺，鷓鴣聲從深壑間歇傳來，燈油盡了，熄滅前，火苗忽然那麼一亮，輕輕炸響，還有，雨後暴漲的山溪——在私人記憶中，我從未停止懷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濁紛亂的描述，假如我有過銘心刻骨的優美體驗，全在那十年。甚麼能替代一個人在少年時分的所見所感？當我躺在板床上凝視法國巴比松派的風景畫片，村口的大樟樹亦如畫中那樣，亭亭如蓋；油燈下讀到《戰爭與和平》片段——羅斯托夫的弟弟與軍中少年在雨夜摸索行走，彼此看不見，顫聲叫道：你在哪裏？—— 我游目出神，窗外也漆黑一片。而村頭的溪，蜿蜒出山了，匯入兩條寧都縣境的清流，單是名字就多麼好聽：琴江與梅江，「秋來江水綠如蘭」。

刻劃承平歲月的種種惡，容易，講述罪孽時代的片刻歡悅，很難，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說，另有田園詩意，而自强的過程日後總會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時段是在青少年時代，倘若爭氣，賠得起，看得開。回顧七十年代的艱難是在個人遭遇和政治事件、青春細節與國家悲劇，兩相重叠，難分難解——這篇長稿的命題不是私人履歷，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贛南或蘇北兀自懷舊。好在是十六七歲上遭遇流放，不懂事，僅有命運的觸覺。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終於拿青春沒奈何。幸虧年輕！這題目，是為我輩僥幸，也為那時代無數被吞沒的人。

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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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马的70年代
作者：毛尖　　
　　
　　　　三十年过去，如果我们还只停留在那个年代的水平线思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无视这些年沧海桑田里的中国问题，那么，用蔡翔文章结尾的话说，“很自私”。
　　
　　　　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是华山论剑的阵容，徐冰北岛阿城陈丹青王安忆张朗朗，蔡翔李零邓刚阎连科翟永明韩少功，严力柏桦范迁黄子平王小妮赵越胜。所以，这书，真是用不着封面设计，三十个作者名头搁那儿，不战而屈人之兵。
　　　 　三十人头马作者，再加上四个大红字书名，我打开书的时候，简直有些看手抄本的激动，就好像少年阎连科拿到《红楼梦》学生韩少功读到《赫鲁晓夫主义》。我 先把书里的照片研究了一遍，呀，王安忆这么漂亮！除了翟永明，诗人长得都不咋样。阿城的衬衫还双上兜，一左一右，塞得鼓鼓，色情兮兮。张朗朗英俊，陈建华 多情，徐冰很清秀，可惜没看到我的偶像蔡翔老师年轻时候的照片。
　　　　近六百页的书，一天一夜看完，用的是我以前披星戴月看金庸时的激情和速度。不过，看完后，说实话，感觉郁闷。
　　　　三十个作者，除了蔡翔阎连科等少数几个，皆出身高眉，当然，所有作者拿起笔的时候都高高眉了。而在作者的履历中，我们看到，一大半的人去国千里留洋的留洋海外的海外，其余的，不是作家，就是名校大师江湖高人。
　　　 　我相信，多数读者和我一样，出身平民，喜欢了解并且向往高端生活，啧啧，这沙龙那沙龙的，都吃的什么聊的什么看的什么？中国的宫廷剧这么火，当然有它的 群众基础。所以，听这些人头马顺口溜一样提到，“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陈伯达的儿子，我们对张朗朗们真是有敬 意啊。哎呀，有什么办法，张朗朗们可以说“鲁迅老头儿”，我们不敢。他们出入的不是学部，邻居不是翻译普希金的，就是机关大院，最小的角色也是大内高手的 后代。不过，我们的确喜欢，比如李零笔下的那些个人名，张木生，刘晓军，岳小莲，打心眼里，我也希望和李零同学，然后有很多茅台级同学，不为鸡犬升天，只 为共同拥有。
　　
　　　　没错，被北岛李陀召集到这本《七十年代》里来的人，共同拥有一段“《今天》式”或“类《今天》”岁月，一个方便的检阅就是看他们怎么描写1976年9月9日。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这是北岛关于那天的开场，他 喜欢交代诸如“高级工程师”这样的细节，而这也成为《七十年代》全书的一个特色。然后，护士长让他们下午四点听重要广播。
　　　　听完广播，“我 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 盅。”同时，陈丹青，人在西藏，听到消息时，和两个朋友一起，“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
　　　　两个“猝不及防”，两次“笑”，他们在人群中一定能互相辨认。这个“他们”似乎就是《七十年代》的大众，因为很可惜，在这本书里，和北岛等构成张力的叙述，比如蔡翔和 阎连科的文章，都没有提到1976年9月9日。不过，虽然我本人长期以来是阿城陈丹青和北岛极为忠实的读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我整个的青春期都回响着 “我不相信”的调子，我还是觉得，光有北岛的笑，是不能称为《七十年代》的。用封底选用的李零的话来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 十年代”，从现在的历史看，今天显然不是“三个酒盅”“会意一笑”的逻辑展开能够抵达。因此，虽然李陀在序言里检讨了此书作者的失重，我还是认为，这样的 一个严重缺陷，不仅导致了北岛们突然成了多数派，北岛们的回忆失去了历史感，而且，读者在不断地看到他们的牢狱之灾和担惊受怕后，会对他们的高端诉苦也产 生厌倦和怀疑，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合上书的时候，我突然疑惑，北岛是否还合适来主编这样一本讲述中国历史的回忆录？
　　
　　　　2003 年，《书城》上有一篇关于北岛的访谈。记者问北岛，“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北岛回答：“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 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 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很显然，北岛不仅要悔其 少作，而且坦言，“有时朗诵会上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然后记者追问：“介不介意这种距离？”北岛：“不 介意。”
　　　　我看到这里觉得心冷。每年春天，我都在大学课堂给一年级学生讲朦胧诗，每年，都有最多的同学选择上台朗诵《回答》，“如果海洋注 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这些句子，年复一年，我听了不下一百遍，但每一次，它们依然在我心头产生放电的感觉。可是，我们热爱了多年的诗作者，今天 宣布，他惭愧他写了《回答》。而因为这个惭愧，他说他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好像是，他现在的写作动力，就来自“语言上的忠诚和文化上的反叛”所 形成的“紧张关系”，因此他号称，“中文是惟一的行李”。
　　　　只是中文，没有中国，并且，他不再介意他的中国读者。这样，在前不久香港召开的 当代文学六十年研讨会上，北岛毫无负担并很有把握地对记者说，觉得大陆前三十年是毛泽东风格的文体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汉语写作，在这种文体下，“我们已经没 有谈恋爱的语言了，更不要说写作。”但是，在《七十年代》这本书里，我们读到最有意思的那些章节恰是用这种文体写下的爱情。比如，邓刚说，三十岁的他，爱 上了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姑娘是共产党员家庭，他是反革命家庭，这种结合，比国共合作还要艰难，然而，“我顾不得许多了，这是背水一战，没有后路也没有侧路 根本就没有路”。
　　　　没有路的情况下，邓刚的“狼子野心”居然得逞，这样，为了心爱的姑娘，他决定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给姑娘摆上山珍海味的酒 席，因为他是堂堂海碰子，他准备“亲自潜进海里拼命，而且必须潜进当时被军管了的海港里”。如此，在隔一天就要结婚的下午，他像特务似的潜水了，但因为太 贪心，他发现自己回不了岸了。最后，在他处于半昏迷状态时，一艘小快艇驶来，“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 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
　　　　结局是，警察救了邓刚，而且，把足够他结两次婚的海参鲍鱼也扔给了他。
　　
　　　　我喜欢这个故事。事实上，整本《七十年代》，如果没有徐冰、蔡翔、阎连科等人的文章，这就是一叠贵族诉苦，当然其中也有日瓦格医生式的甜蜜，而徐冰，因为和北岛等人同处北京文化圈，他的态度就显得尤为珍贵。
　　　　徐冰说，他的同学中不是缺爹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但是，他没有像北岛那样被那个时代压得变形，他很认真地总结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
　　　 　他还写到，下乡时候，每天带着画箱，带着书上山，可还没几天，就没什么书好带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选》。毛的精彩篇章过去背过，熟到完全感觉不 到内容的程度。”接着，徐冰另起一段，郑重写道：“可那天在杏树下，读《毛选》的感动和收获，是我读书经验中少有的，至今记忆犹新。”“那天的收获，被埋 藏在一个业余画家的心里，并占据了一块很重要的位置。”
　　　　事实上，徐冰这篇文章的结尾，很可以拿来批评这本《七十年代》。在谈到“星星”对 美院的震撼时，他说，那时，研究法国荒诞派的王克平等“星星”“是异数的，而我们是复数的；和大多数是一样的。我和‘我们’确实是相当愚昧的，但愚昧的经 验值得注意，这是所有中国大陆人的共同经验。多数人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和阐释性，是必须面对的，否则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此而言，如果北岛不能穿透笼罩内心的“憎恶”，反而给这“憎恶”找上西方的理由和同志，那么，他背叛的就不仅是过去的历史，还有未来的生活。这里，让我抄录我非常喜欢的徐冰的一段话：
　　　 　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待人接物的分寸中，从毛的思想方法中， 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
　　　　所以，在纽约，当有人问徐冰：“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徐冰可以非常从容地回答他：“你们是波易斯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可惜，北岛是决意舍大巫就小巫了。我这么讲，决不是批评北岛的文章，坦白说，单篇文章而论，北岛依然写着眼下最美的中文文章，而且，文中时常还回荡着他 过去年代的激情，比如结尾时，他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但是，“青春真美”这话时隔三十 年，在《今天》和“今天群”失去语境的今天，无疑也消散了其冲击力。所以，北岛的文章美则美矣，却也无力穿透我们今天更为复杂的存在。
　　
　　　 　也许，多少抱着烈士暮年的心态吧，北岛以孤注一掷的姿势，集合起当年的《今天》和“星星”和地下沙龙的龙主，要向今天再次反戈。而令人郁闷的正是其反戈 的姿势，当年他的壮志有多么崇高，今天的复仇就显得多么苍白，因为虽然是复调形式的“说吧，记忆”，但厚厚六百页却显得单薄，是三十年前的老姿态，还是那 种小团体作战的方式，还是那点“舍我其谁”的意思，只不过这个“我”，已经无力吹响集结号。
　　　　中文不是行李，这是北岛在主编此书时的一个前提错误，由此，此书的厚重也令人质疑。
　　　　对此书的单薄作了拯救的，除了徐冰，还有，就是蔡翔。蔡翔的 文章是这三十篇中最出色的，基本上，他四两拨千斤地扭转过本书的航程，尤其是他文章最后的一节，很短，但很有力量。“社会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不 小，这些代价里面，包括一个阶级的尊严。”但这个阶级的尊严，不在《今天》的视野里，也不在本书主编的视野里，所以，在讨论“七十年代”如此严重的命题 时，阎连科的重大疑问，却成了本书的一个小问号，我觉得这是荒谬的。
　　　　阎连科说：“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 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 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毛泽东在试图回答阎连科的问题时，迎面碰上了北岛，三十年过去，如果我们还只停留在那个年代的水平线思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无视这些年沧海桑田里的中国问题，那么，用蔡翔文章结尾的话说，“很自私”。■

[Jun]

As usual, I haven't the faintest idea what 毛尖 is saying after reading her article. If she is turned off by the elitist attitude of the "red aristocrats," why can't she just stick to the point?

Like Chen's piece. It's all over the place, but at least it is honest and intimate.

[barb]

我还觉得她难得的终于有point了呢，一是对北岛的批评，我非常同意；二是阎连科那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好，虽然不是她写的。

“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 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 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两篇合一块，我看到的是“黑社会”诡异的执行力，几百万要吃饭的人就这么化整为零，驱入了农村。

[camellia]

毛尖is actually pretty clear in this article, whatever 北岛 put into 70年代 is a 70年代 for 贵族 and 知青, but they are not majority of 70年代. Now think about it, not many article about 70's mentioned about "可在知青下乡之前， 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

[silkworm]

问题谁编的某某年代，就是谁的角度看问题啊，这又不是编历史课本，必须全面、公正、客观及其它---就历史课本也是有角度的。
让毛尖写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她会写打工妹么？！
是的，写七十年代的，大概都是“贵族”、“知青”，熬过那段了，甚至现在还在海外过着相当优越的生活，可是至少写了出来。“可在知青下乡之前， 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并不是因为知青们写了，所以被抑制住了，而是本来也没认真写。

[Jun]

问题谁编的某某年代，就是谁的角度看问题啊，这又不是编历史课本，必须全面、公正、客观及其它---就历史课本也是有角度的。
让毛尖写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她会写打工妹么？！

Exactly. Thank you Dr. Silk.

[silkworm]

毛尖写道“所以，北岛的文章美则美矣，却也无力穿透我们今天更为复杂的存在。”
我倒笑了，说吧回忆，就是说啊，需要承载那么多深意么，还来穿透今天？！
就当是留下一份记忆档案吧，也是珍贵的。
或者现在国内的作者写东西不纯是写东西，必须以穿透什么为己任了。

北岛最新的《城门开》，回忆北京的“味儿”，好象他记忆里50年代的味儿，跟80年代初的也差不多，但之后就变味了，有他写下来，多珍贵啊。

其实，我还挺爱看毛尖的文章的，虽然不一定都同意她的观点。

陈丹青这篇，我看过，但再看仍然看得心跳加速，中间必须休息一下，不然克化不动。他太可怕了，简直就是人肉摄像机，带色彩、声音、味道等所有感官功能。

[Jun]

北岛 has been living outside China for years. If she is so worried about penetrating today's China, why expect him to do it? Why does she do it herself? (OK, I understand that people without a foreign passport don't really want to talk about the current reality of China, but it's unrealistic to expect these expats to do it.)

[笑嘻嘻]

我也觉得毛尖这篇说得很在理。
不过北岛也不算“扭曲”吧，我觉得。当初他大概在红色贵族里就是冒尖的，又那么年轻成名，想法大也是有的。树大招风，后来被流放一直过不去心里的坎儿，就是标准活化石呗。他如今也想是活在那个年代。只是老唱自己那时候怎么惨是挺矫情的就是了。

[silkworm]

北岛算红色贵族么？我很疑惑。

[笑嘻嘻]

可能不算吧，不过他写东西有种我是局内人的的态度，让我禁不住把他归那档了。

[Jun]

啊终于可以说中文了。我对毛尖这篇文章的感受跟蚕博一样。你可以感叹，为什么三十年后还是只有这帮人才有话语权，你可以感叹，比知青们（特别是高眉的北京文化人士）更悲惨的百姓也没有类似的话语权。道理本身没有错，毛尖说出来怎么就这么逻辑不通？她大书特书北岛令她多么失望，只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没替别人控诉，就让人奇怪她唱的是哪一出。谁会去期望北岛写那个啊？北岛这些年都在哪里，连我这种消息不灵的人都知道，还能指望他讲什么草根主义么？

这本书的背景和历史我是一点不知道，看样子北岛所谓的“编”，也就是卖交情拉几个名作家写点东西好卖，没看出来是个文革历史录（全面而深入的文革历史也轮不到他来编或者写）。如果一早就设定这书是收集一些文人的回忆文章，都是当事人的自述而已，又不是深入生活写面面俱到的epic历史小说，不说自己的经历难道要他们瞎编或者替人民大众出头？要揭露普通人民的遭遇也得记录普通人民自己的叙述啊，难道还要等精英派首都文人们替他们转述？提出普通人民的70年代没有记录，其实也是书里的另一个作者自己提出的说法。毛尖写了那么一大篇，也就引用阎连科的那段有道理。

还有那段儿“大巫”和“小巫”的话，反正我是没看懂她在讲什么。不过说不定熟悉近期中国文坛里的内斗状况的人心知肚明也有可能。也许最近几年北岛回到国内经常言必称西方如何如何，令很多圈内人反感已久而有所树敌也说不定（我瞎猜的）。

[IF NOT]

北岛他们一致回忆70年代，我倒想了想，到我老的时候，我最真切的回忆是哪个年代——发现说不上来！80年代90年代21世纪，环境飞速变化如同脱轨列车，人人疲于奔命，每天都在跟着变，好像说不上来哪个年代奠定了我人生的底色。

[葡萄皮儿]

毛尖批评北岛“心中只有中文，没有中国“，很是愤青口吻，令人失望。

[silkworm]

网上可以看到《七十年代》这本书。
阎连科的《我的那年代》从这里开始：
http://www.dushu123.com/read/qishiniandai/88/

他被引用的那一句，我是有同感的：

说句实在，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说心里话，和农民永远无法理解城市、无法理解知青下乡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一样，知青们和曾经是知青的作家们、诗人们、教授们，其实也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曾经在那土地上生活了几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那土地上活过来的千百年的人们。

但是文中紧接着写的，我却觉得难以苟同……

在我家乡，那块偏僻的土壤，没有大批的知青，如黑龙江的建设兵团那样，人头攒动地来过去过，但却断断续续，每个村庄，却都有着知青们客人般的到达。他们和旅人一样，在那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也就陆续走了。
光荣地，回城去了。
我没有听到见到过，知青们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受苦受难”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段记忆，已经成为了他们共有的苦难；成为他们的一段欢乐的历史回忆。

他还对比了两个“案子”

其中之一的是个男的农民，他的死与知青有关。说他翻越知青点的院墙，企图强奸一个女的知青。虽未得逞，但却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也就只能将他认真毙了。……就此之前，在我们邻村的一个知青点里，有着一桩同样的事情，只是角色倒了过来。是个男的知青，强奸了村里一个女的孩子，十六七岁，她去地里割草，被知青骗到屋里生生奸了。事情的结果，是那女孩从知青点里哭着出来，就在村头投河自杀。而那男的知青，听说女孩死了，也就连夜逃出村庄，回了城里。女方父母，为此痛哭不止，葬了女儿，也曾上告政府，可政府并没有进城抓人。更是没有，把那男的抓了判了。那男的知青是强奸成的；且乡村女孩还已死去。人命关天，对那男的知青，却并未怎样有个说法。只是政府的干部陪着男的父母，从城里来到乡下，做赔了一些钱物。还有，世界上最为真诚的一种啰嗦的道歉。然在半年之后，有了同类事情，犯人是农民，虽为强奸未遂，人却猛地一下，轰然毙了。

这是执法的问题，还是知青的问题？

[sogno]

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有不同的角度去看，阎说的没错农民一直是最苦的人。不过那时候早期知青是很受过罪的，被农村干部欺压有不少。后来那个李庆霖给太祖写了封信，结果就变成只要女知青说被流氓了男的就可能被拉去强毙的局势。那封信是知青政策变化的分水岭。

至于“欢乐的历史回忆”其实是人之常情，人都是有选择性记忆的倾向；再苦的日子回头去看记住的多是那些点滴的快乐时光无可厚非的说。

毛尖还真是从平面文字上去认知七十年代。

[barb]

谢谢蚕分享阎连科，他的文章我还是头一次看——出乎意料的看不下去，他写字儿很不如陈丹青，而且貌似就被引用那一句有理，连它的下半句我都不能苟同，“说心里话，和农民永远无法理解城市、无法理解知青下乡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一样，知青们和曾经是知青的作家们、诗人们、教授们，其实也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曾经在那土地上生活了几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那土地上活过来的千百年的人们。” 这是一个主观臆测，缺乏事实依据，说白了有点儿不讲理。

尤其是你引的那个事例——当然是执法的问题。看来毛尖引用此人论断果然片面——引用截取得倒很精巧。

[Jun]

看来毛尖引用此人论断果然片面——引用截取得倒很精巧。

我越看越觉得这些笔仗都是文坛内斗，对人不对事。旁人看了不得要领，内部大家心知肚明。看似模糊奇怪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谁知道阎连科把知青骂一番是否也是有所指呢？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silkworm]

还有那段儿“大巫”和“小巫”的话，反正我是没看懂她在讲什么。不过说不定熟悉近期中国文坛里的内斗状况的人心知肚明也有可能。也许最近几年北岛回到国内经常言必称西方如何如何，令很多圈内人反感已久而有所树敌也说不定（我瞎猜的）。

北岛好象自打风波之后，自我放逐，就没怎么（能）回国，他父亲几年前病重，他得到杨振宁辗转的帮助才回去了一趟，而且只是会老朋友，没能有什么“言必称”的机会。他现在在香港教书。

[putaopi]

关于北岛对自己早期作品的看法，其实崔健也在采访中说过类似的话。说观众总是让他唱“一无所有”，而对他最近的作品不感兴趣。陈丹青也是不愿意多谈〈西藏组画〉。这是很正常的想法，作家艺术家的生命在于超越和创新，而大众的关注往往停留在他们“成名”的作品上，这种落差和矛盾的存在是常态。具体到这几位的情形，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的新作并不广为人知，所以矛盾更大。

毛尖做为学术人物，青年导师，对作家的creative process的理解难道不应该是常识吗？她的这些批评简直是误人子弟。

[Knowing]

那也得新作有意思啊。
我觉得毛尖这么爱name dropping 的人说人家高眉爱提名人很可笑。

[putaopi]

新作有没有意思没关系，读者观众爱老作品，作家自己爱新的，各得其所呗。要是北岛至今还是满怀深情地不断朗诵谈论《我不相信》，岂不是更悲剧？ 果真如此，毛尖之类的人又得讥讽他“江郎才尽”。

一边又做北岛的长期读者，说他写着“最美丽的中文”，真是前后矛盾，不知道她到底不爽北岛哪里。就凭着“最美丽的中文”，我觉得真庆幸北岛还在写，不管他写什么内容，只要他写就好。

坦率地讲北岛近年来的散文更有个人视角，我喜欢这些文字远胜过早期的口号诗歌。

[tiffany]

对北岛兴趣不大，但是崔健新歌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家伙还真是摇滚精神不死，估计能跟aerosmith似的，唱到几十岁还能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