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

入得谷来,祸福自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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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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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

Post by messer » 2020-12-05 1:38

应小k的要求转过来,原作者是覃里纹。
来到柏林第8年,小区门口的丁香从半米的棍棍长成了4米高的繁茂树丛。另一棵30多米百年大树上的乌鸦群,因为嫌小区里新来的住户太多,一夜之间集体上演出埃及记,再也不来骚扰我小阳台上的兔子。另一边阳台外挨着的大橡树上,歌喉婉转的黑鸟曾经唱过两个夏天,后来就只有尾巴蓬松的红松鼠常来摘橡子。这个春季又搬来一家鸽子。鸽子妈妈在窝里静静忍受了几周的冷雨,专心孵蛋。但有一天她哀伤地呜呜了一下午,弃窝飞走了,也许是蛋被松鼠偷走了。
在柏林,我感到自己越来越接近某种野生状态。三分之一的德国被森林覆盖,还不包括农场和城市草坪。柏林市的公园绿地则遍布每个街区,而无论往哪个方向去,坐车开车半小时之内,就能抵达密集分布本地区的大小湖泊。柏林市民们,但凡有点阳光,就往湖上去,往公园或者树林里去,但凡气温升到20度以上,就赶紧脱光(或者半光),饥渴地吸收紫外线。上周有位在天体浴的胖大叔还遭遇了一场意外的仲夏之梦:一只野猪妈妈跑到他身边,叼起他身边装着电脑的袋子就跑,他光着屁股奋起直追,而两只小野猪就趁机在他身后吃掉了他的披萨,惹得旁边其他光屁股的人哈哈大笑。其中一位拍下了一些瞬间,征得他的同意,放到社交媒体上,让全世界人民分享了一分钟的野生乐趣。
正是这样的快乐,这种自在却又和善的自由,曾经让初到德国的我不知所措。作为一个在东亚社会长大的女性,我长出一身盔甲满世界跑,习惯性地防备随时可能出现的一切攻击:对我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价值、对我的身体、对我的一言一行。我穿得太古板了吗?太风骚了吗?太随便了吗?太隆重了吗?我的话太多以至于呱噪了吗?太少以至于无趣了吗?对来修理洗碗机的人,我太好说话了吗?他有没有糊弄我这个外国女人?孤身一人在北京的日子里,我晚上出门的时候单肩包里常背着笔记本电脑,随时准备砸向任何突袭者的脑袋,在这里我需要吗?
虽然理性告诉我,我已经进入了一个法治国家,但我的脑子塞满了丛林法则的世界里拼杀和自保的经验。在我之前多年生长和工作的环境里,无论什么坏事发生在你身上,都是你自己的错。被强暴、被欺骗、被伤害、被霸凌、被轻视、贫穷、陷入任何困境……都会被归结为“你没有保护好自己”和“你不够努力”。同情和支持是珍稀的,来自其他人的谴责和教训则供给过剩。
这套盔甲曾让我在很长时间里与柏林格格不入,就像一只带着眼罩的刺猬在水果堆里瞎撞。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柏林说的完全是另一种语言。这或许是昆汀塔伦蒂诺和乔治克鲁尼喜欢柏林的原因,这里的人有自己完整的小宇宙,没什么人会追着名流权贵尖叫。硅谷大神伊隆马斯克来到柏林,当地朋友给他展示的本地名吃,也就是我家附近的土耳其肉夹馍小卖铺,他排了很久的队才吃上。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在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建厂,虽然本地工程师喜大普奔,但监管机构和本地各类NGO依然不依不饶地确保它符合环保和劳工标准,没有什么开特殊通道的绿灯。
清贫生活固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但也不让人羞耻,鄙视贫穷的人则要被众人鄙视。中产阶级的聚会上也会坦然谈论如何更简朴地生活,少吃肉、少远足旅行,因为减少消费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损耗。我们认识的一个工程师就更特立独行了,从大公司的铁饭碗岗位辞职,以给人做装修为生,主要的食物来自于超市淘汰的过期食品,每年都要出去各地骑两个月的自行车,而我们这群朋友都得巴巴地等他回来帮我们干活儿。回来的时候他会给好朋友带一罐路边捡回来的果酱罐头,或者一只羊的头骨,上演真人版“猫的报恩”。
需要遮掩的反而是过度的财富,因为过度的财富意味着对他人的掠夺,而炫耀财富则是粗鄙甚至可耻的。曾经每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大游行,都会有些豪车被烧掉。柏林市政府用尽手段控制房租上涨,也是为了防止食利阶层过度以地产投资来剥削工薪阶层,确保柏林不会变成下一个伦敦和香港。
这些点滴考量构成的和谐社会,非常独特,难以言传。我刚到时,也花了点时间适应柏林中产物质生活的朴实——吃的就不用说了,本城最有名的小吃是一个土耳其肉夹馍Doener铺和36号咖喱香肠,两个铺子都在我家旁边的大街上,长长的队伍常年风雪无阻,然而中国人吃了之后,都有一种人生幻灭之感。穿的我也不好说啥,在北京我买的那些各种周末聚会和社交场合的衣服,一件也不敢穿出去,就算是朋友爬梯穿出去,都有点太过分。但显然,这种生活方式非常省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社交压力,而且让人能够更专注于其他乐子,比如上天下海各种运动,搞音乐搞艺术什么的。等我再回到灯红酒绿、彼此估量社会地位的北京上海,反而觉得非常没意思了。
在柏林,我遇到过来自伦敦的前银行技术高管,来自纽约的企业顾问,来自巴黎的创业者,和数不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和艺术家——他们都会跟我说一句同样的话:“我太喜欢柏林了,因为在这里你可以做自己,没有人会强迫你成为另一个人。”如果说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对一个资本主宰奴役的世界的厌恶和躲避,而柏林的反资本主义文化具有高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这里都有足够的武器来集体抵抗。虽然这些抵抗可能在一代人之间就会被强大的资本瓦解掉,但在全球新一代革命从白俄罗斯到香港,从美国到泰国蔓延的年代,谁说得准呢。
在柏林生活的第一阶段,我带着来自北京的两吨焦虑,急于找到自己新的位置,给自己穿上各种新的身份,找一份工作,建立一家公司。虽然总的来说,我做的每件事都不算糟,甚至还小赚了一点钱,但我开始的每一件事,最后我都厌倦地停了下来。在前38年的经验里,我一直假装在热切地追求,但大多数时候却发现自己是在被驱赶。我的大脑已经决定了要彻底反抗,它不再听从外在的指令,它宕机了。
第二阶段,我意识到什么也不干,也可以是安全的,多年在东亚社会里内化的压力,像蒸汽一样喷掉了。我像雪孩子化在温暖的壁炉前,整天地躺在床上,甚至躲避自己的家人,在北方漫长冬夜的微光里,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完全开放的未来。它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一头温柔的巨兽,等我坐到它背上。
然后,大约是在第5年,奇迹发生了,我在壁炉前的地上重新聚拢,慢慢坐到它背上,让它走了起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任何焦虑在驱使,不被任何社会压力绑架,也没有什么人在提供暗示,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节奏。我开始了一个女权主义播客,意外地收获了一批同样关注女权主义的朋友,每个月都有听众热情地催更,像是一个大家庭。我终于开始慢慢地,耐心地写那部一直想要写的小说——不是为了出名,或者赚钱,而是希望能跟世界建立我认为有意义的链接。
在中国的30多年里,我一直是个半隐藏的女权主义者,这不是个特别美好的经历。我从小受到的是妈妈那一代共产主义女权意识的熏陶,“谁说女子不如男”,这句话充满了梗着脖子的不服气,其实折射了真实的不平等状况。我妈妈这代中国女性,比她们的妈妈得到了更好的教育(虽然又被文革中断了),被共产主义纳入了劳动系统,得到了更多话语权。但她们的责任加了一倍,因为依然要负责大部分的家务,生育,照顾和教育孩子。我们小时候,妈妈经常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因为要做一家人的三顿饭、洗衣服(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买菜、辅导我们的作业,等等。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谁也没有想过要问:为什么爸爸不做家务?但妈妈一面不停地抱怨,一面屈服于父权奴役的一生,对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直观反面教材。
我幸运地得到很好的教育,梗着脖子对抗了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的厌女症文化,击碎了各种“女孩子数学不行”,“女孩子上了高中/大学就是不如男生”之类的无稽之言,但儒家文化圈整体的父系文化氛围和权力结构,依然每时每刻让人窒息。这种窒息非常隐秘,因为即便描述这种窒息,在整个社会看来都是不合法的,是“偏激”和“极端”的。
一个女性受到的诸多日常规训和压力,甚至细微到表情——女人总是比男人笑得更多,因为笑是取悦者的责任,而一个女人只需要不笑,就会莫名其妙得罪其他人。Erving Goffman在他了不起的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里写到的这一点,我到了30岁之后才意识到。那时候,我的笑减少了,我不再想要取悦自以为非常幽默有智慧的男人,我想要他们和我平等地对话,谁也不要取悦于谁。但当我表现出这样的态度时,他们开始向后退,转身离开了。
所以,来到大多数人觉得严肃得受不了的德国,我反而宾至如归。在这里,严肃地讨论公共议题是常态——人们可以随时开玩笑,但开玩笑不是义务,而随时转向严肃的讨论才是。德国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是日常对话的一部分,这当然也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特点。在德国,即便是轻浮的小年轻,在遇到对方严肃的谈话时,也会调整自己的态度,这是一种习得的尊重。德国人没有那么多中国式的聪明人,他们不把调侃别人或者调侃严肃议题看作是更聪明的表现,这当然也让他们初次跟中国人打交道时,常常会不知所措。至于中国客户拍着胸脯打包票,或者谈定一个单子握手为契,然后转个背就消失掉,或者改口的情况,对大多数德国商界的中国菜鸟来说,也是一个痛苦的毕经历程。
但德国这种普遍的严肃态度,无论对发展反种族主义还是女权主义的讨论,都会更有利,因为这些议题在父权社会的日常讨论里,很容易被以“那么认真干嘛”的态度打发掉。一个中国女性会经常面临这样的局面,当她吐槽针对女性的洗衣机广告是在暗示男性不需要做家务,她要么会被认为是过分严肃不通人情,要么被看成危险分子,但在柏林,女孩子们索性会拿起喷漆罐,把街头苗条模特性感内衣的广告涂得面目全非,顺便加上几句咒骂的标语。刚来到德国的时候,我也有点受到震动,觉得干涉商业社会广告中通行的美的标准,是不是过头了,当然后来慢慢了解到父权消费主义这个概念,才意识到自己的浅薄。
日常的环境里有很多种隐藏的权力话语,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强大的塑造力。如果不提高对这种话语的敏感,并且改变它们,社会进步不会随着科技进步自动到来。刚到德国的很多朋友,都会被看到满街抱着婴儿的爸爸震惊。“妈呀,这里怎么都是男人带娃?”在超市里,在幼儿园游乐场,在度假村。虽然婴儿期照顾的妈妈还是更多,但周末基本是爸爸带娃时间。男人洗衣做饭,大家习以为常,不会额外去夸奖。这样的环境里呆久了,习以为常,反而每次回国变成一种刺痛的经验——不是因为国内男人完全不做家务和带孩子,而是他们如果做家务和带孩子,依然会得到不合比例的赞赏。
过去十多年里,我作为一个前互联网媒体从业者,眼睁睁地看着新一代女孩子在互联网消费文化里长大,各种科技进步已经眼花缭乱,机器人都开始在学校里送快递了,受大学教育的女孩子们却开始热烈讨论如何提高自己的配种价值(ayawawa的mate value),减肥过度以至于月经消失,以及如何击退小三。科技只是载体,如果承载的依然是垃圾,其实是为垃圾的蔓延提供了便利,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全球都出现了类似问题。只是在急功近利的“互联网思维”渗透程度略轻的欧洲,稍微好一点。
女权主义对父权日常的瓦解,在德国还是很明显的。我在柏林iMax电影院的女厕所门后,看见过德国的最高科研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招聘科学家的广告,广告上放的就是女性科学家的照片。大巴和地铁沿线,招聘司机的广告,女司机照片。汉堡招聘警察的户大打广告,女警照片。她们壮大,自信,没有化妆,浑身洋溢着主人翁的气质。各种为女性赋权的非政府组织和活动群体,从女性程序员小组活动、女性创业家俱乐部,到女性商业领袖的扶轮社,到女性政治家播客,到处都是。
谁要是敢在媒体上追着成功女性领袖问她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八成会被骂得狗血喷头——默克尔总理就基本没有被“为什么不生孩子”这些低级问题浪费过时间。而德国的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为了拯救自己肾脏衰竭的爱妻,给她捐了一个自己的肾,但他妻子不喜欢政界生活,选择不住在总统府里,也没有媒体追着要她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既然没有人追着默尔克的丈夫去让他履行“第一先生的职责”,这也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即便如此,德国的女性并没有生活在天堂里。我读到的一些数据依然让人震惊:2018年,有122名女性被杀害,每小时都有一名女性被伴侣严重伤害,女性每小时工作收入比男性低21%的情况,多年没有改善。这些数据也能帮助我去大致估算中国讳莫如深的数据,因为在那里,死亡和反抗都是机密,而每天社会新闻里各地爆出来的针对女性的凶杀案(homicide),只要一个月的取样,就知道严重程度,更不要说近些年兴起的街头无差别袭击女性的案件。整个社会的厌女症加剧,它们就像风向标一样清晰,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不过是飓风之前的微风罢了。我们这些社交媒体有限的传播者,除了碎片式的记录和零散呼喊,也并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像每天在沙丘上播种,期待森林出现一样。
写到这里,我意识到这些描述让欧洲的生活显得很抽象,事实上,它可能也的确很抽象。欧洲,尤其是德国向北的国家,没有那么多烟火气。即便是夏季热闹的啤酒花园,人们也保持着舒适的距离。因为到达柏林的时候,我已经接近中年,不再有力气和意愿去和年轻人一起泡夜店,从凌晨泡到下午那种泡法。这让我的生活非常安静有序,只会有偶尔来访的中国亲友带来日夜的热闹。
但欧洲那抽象的丰富,却足够我忙活的。在这里的媒体上和书店里,对世界的关注要宽泛得多。在来到欧洲之前,我虽然有很多见多识广的媒体界和文化界朋友,但这些朋友里,很少有人用平等的视角,来跟我深入地聊加纳的经济、巴库油田的历史、亚美尼亚人的悲剧、伊朗人的流亡、马达加斯加的生态、南极的冰层厚度变化速度——在欧洲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一种自然的“人类共同体”的情感。我们当然可以嘲笑这种情感之中的虚伪和局限,但我看到的却更多是一种真正的“生而平等”并且超越国境的人本主义信仰。
在半个千年以前,这种好奇心可能源于殖民主义和商业全球化的动力,但在今天,经过对殖民主义的反省批判和平权运动的洗涤,这种好奇已经变为一个个现代人在全球的探索,试图理解世界,以期理解自身。这种开放的诚恳使欧洲人在老于世故的中国人眼里显得十分天真,但深入了解下去,你会发现天真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带着大国的傲慢和狭隘满世界跑,却看不见人类文化和社会之丰富的大国人。
当然中国人在这点上并不能独占鳌头,我迄今记得在北京和一家子来旅游的美国人聊天的场景:这家子美国人一落地北京,他们常驻北京的美国亲戚就带他们去了一家汉堡包餐馆,我当时正在跟这位美国亲戚短暂地约会,所以被邀请去跟他们见面,在一片此起彼伏高昂的汉堡包赞美诗中,我斗胆问坐在我身边的一个中年美国人,他全球旅行的时候,最喜欢什么经历。他沉思片刻,说:“旅行特别美好,因为每次去到其他国家,我都会深切地意识到,美国有多么的好。”那是一个真相揭露的时刻,我没有勇气再把这不幸的约会继续下去。但后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我看到大批新兴中产阶级,踏遍全球每一个角落,秀当地最高档的吃喝(然后总要说一句中餐多么好),秀千篇一律的滤镜风景人物照,却没有任何兴趣了解当地的历史和人情,总会让我想起那个美国中年人的真相时刻。
后来我意识到,这种攫取的、自恋的和急躁的看世界态度,其实与中美两国的地理面积、人口、激烈的竞争、赢家通吃的规矩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氛围都有关系。在这样的国家里,普遍会有一种“最文化”,只有“最大”、“最强“、”最好“、”最快“、”最牛“、”最炫“、”最多“……能让他们获得价值感,完全丧失了对世界之微妙、含混、丰富多样的理解能力和尊重能力。而在这种不可靠的、赶牛一样的价值背后,是亿万个在通吃的赢家面前感到挫败的普通人。
几年前,有一位中国互联网媒体朋友,被全球知名的老牌工业展——汉诺威工业展邀请,去采访汉诺威市长。他很自然地拿出采访硅谷企业家的问题,来问这个市长:”你对汉诺威工业展有何期待?“这个德国市长非常诚恳地答道:”我们会让它继续成为全欧洲最好的工业展之一。“中国媒体人愣了:”为什么不是最好,而是之一?“德国市长说:”为什么必须是最好,最好的之一就够了呀。“不要像求偶的雄鸟一样,永远鼓起胸前的羽毛。我想,羽毛在那里,就够了,每只鸟有自己不同的羽毛。
欧洲中产阶级的这种平等多元态度,会让一个来自“最文化“的人初来时找不到路径。甚至一个在北京住了十几年的德国朋友,回到柏林时都出现了适应困难症。没有”最大的搬家公司“,”最好的中介“,”最好的医疗保险“,”最好的学校“这种列表,一切都需要自己去摸索试探,每个选择都有好有坏,她都快崩溃了。但后来,她会慢慢发现,各个选择其实的确各有各的好和不好,就是要耐心点儿。
我被欧洲忙坏了,一开始也是找各种生存落足点的迷茫,有半年时间,我连找个给我装吊灯的电工都找不到。但这些生存问题一旦解决,忙起来就比较愉快了。那么多可以关注的领域,而这里的朋友们对每个领域都有兴趣发掘、聆听和交流。大家在知识的交流里,固然免不了炫耀的虚荣,但纯真的好奇更经常占上风。所以今天一个谁给推荐个电影,明天一个谁给推荐本书,后天一个谁给推荐个展览……都是令人好奇,却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漫无目的的阅读和欣赏,让我回归毫无功利之心的探索乐趣。我想不到比这更奢侈的事情,大约是人类能够抵达的最好的生存状态,是我这辈子从未体会过的自由——一种“让成就见鬼去吧“的自由。
我就这样,慢慢地消失在柏林毫无斗志的中产阶级生活里,变成一个不忠于任何国家民族、只忠于未来理念的野人,唾弃所有刻板印象对人的塑造,嘲笑一切将宇宙之广袤缩减为“人生十大定律“的傻冒们,只创作自己关心的作品。作为一个从小被灌注“出人头地爱国爱人民“思维的中国人,这大概算是脱胎换骨了。在这个病毒不仅蔓延于人类的身体、更蔓延于人类的大脑和精神的年代,这个人类文明急剧冲下悬崖的年代,能和一个这样的城市一起负隅顽抗,我觉得非常幸运。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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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在柏林

Post by Jun » 2020-12-05 9:30

搞得我又想回去重读一遍 Christopher Isherwood 的柏林短篇小说集了,柏林也是他逃去的自由之地。

上星期还跟一个女朋友说起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小说里隐晦的同性恋情节,就是有很多暗示某个人物是同性恋,但只写在字里行间,脑子没想这件事就绝对发现不了。

Isherwood 的小说我是 teenager 的时候读过翻译成中文的 Sally Bowles 那篇,当然是没有看懂,但被那种男女之间奇怪的朋友关系(室友)吸引了,有别于其它类型的小说中的关系。然后上大学的时候特地跑到学校图书馆找来整本书读了,但还是没看懂 ... 直到后来被别人直接教育了,这是弯男对他在柏林的放荡生活的隐晦表达。啊?!震惊。当时不仅是啥啥灌顶的感受,而且惊骇于 Isherwood 那种春秋笔法,明明自己在柏林过着非常自由放浪的生活,而笔下却有如此强烈的冷淡疏离感。

啊不!就是现在这一分钟我突然明白了!放浪形骸的 Sally Bowles 就是他自己!好分裂啊!真的要回去重读这本书,我终于明白了。英国教育系统制造出来的弯男作家这个调调真是好难看透啊,不过一旦看透就 ...

:BloodyK:

想起之前有个朋友说到文学里还能怎么描写爱情,现在恋爱关系都越来越开放了,社会和文化的禁锢越来越小,你爱谁都可以,没人拦着。没有禁锢的爱情,没有挣扎和打破,这还有啥好写的呢?只剩下傻白甜了。
此喵已死,有事烧纸

唐唐的郁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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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在柏林

Post by 唐唐的郁金香 » 2020-12-05 11:26

好看!

覃里纹的海马星球是中文播客中很值得一听的。
“I wish it need not have happened in my time," said Frodo. "So do I," said Gandalf, "... But that is not for them to decide. All we have to decide is what to do with the time that is given us.” ― J.R.R. Tolkien

Kn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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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在柏林

Post by Knowing » 2020-12-05 13:08

真相了。。。。
这种攫取的、自恋的和急躁的看世界态度,其实与中美两国的地理面积、人口、激烈的竞争、赢家通吃的规矩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氛围都有关系。在这样的国家里,普遍会有一种“最文化”,只有“最大”、“最强“、”最好“、”最快“、”最牛“、”最炫“、”最多“……能让他们获得价值感,完全丧失了对世界之微妙、含混、丰富多样的理解能力和尊重能力。而在这种不可靠的、赶牛一样的价值背后,是亿万个在通吃的赢家面前感到挫败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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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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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在柏林

Post by messer » 2020-12-06 3:18

我立即去下单了一本Isherwood...

Kn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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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在柏林

Post by Knowing » 2020-12-06 4:11

很久之前我被弯蜜带去看一个人的画展,里面一墙一墙的都是同一个垂死老头的素描头像。这样的:

Image

你可以想象我颇为郁闷。这人就不画别的吗?弯蜜给我科普。老头是这人的男朋友,比他大三十岁,是个有名作家。他俩在南加圣莫妮卡海滩遇上的时候,这人是个十七八岁的teenager. 然后两人好上了,厮守了一辈子。这人成了画家,专画老头,老头八十多岁时得艾滋病死了,(后来我发现这条信息有误,是得癌似的,但是死的时间八十年代末的确可疑难怪弯蜜记成了艾滋病),这些是死前缠绵病床时期的肖像。
那个老头就是Chris Isherwood. 画家是Don Bachardy。
很多年以后看single man. 我突然想起来,colin firth 演的中年英国绅士文学教授就是 Chris Isherwood 自己。表达爱慕的少年就是Don Bachardy。

jun 写过 Chris and Don
http://www.fabvalley.org/viewtopic.php? ... 23&p=7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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